最高法--实际施工人诉发包人的权利不因承包人破产受到影响

时间:2022-11-16 15:21       来源: wwx的个人博客        作者&编辑: 网络

案例一:(2019)最高法民申5347号  重庆长江中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戴某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此案例二审法院为四川高院

申请人主张:

中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审判决对案涉《施工总承包合同》及《承包(内部)经营协议》的签订时间以及宏帆公司垫支水电费340359.95元的事实认定不清,漏查中诚公司在2016年6月7日之前已向戴某2支付工程款17540461.18元、各方在中诚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申报的债权金额及案涉工程项目还涉及诸多买卖合同、工伤等纠纷的事实,未按照民事诉讼相关规定调查取证,认定应从中诚公司已付工程款中扣减戴某2投入的经营保证金10832813.18元和应获得的保险理赔款224042.25元有误。二审判决认定中诚公司放弃将《南江宏帆广场资金对账单(截止2016年6月30日)》作为认定已付款依据的主张、中诚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材料商提供的材料确系用于案涉工程项目,缺乏证据证明。(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二审判决未依法确认案涉工程款债权属于中诚公司财产,戴某2主张工程款只能基于代位权,本案在人民法院受理中诚公司的破产申请后依法应中止审理或者由人民法院向戴某2释明将给付之诉改为确认之诉后继续审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不得个别清偿之规定。(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2019年7月8日,中诚公司收到法院传票通知作为案外人重庆盛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宏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的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案涉戴某2主张的工程款中包含了工程项目分包方、材料商、劳务工人等债权人的应得款项,这些主体基于各种法律关系的相对性仍在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中诚公司在这些诉讼中有可能被判决承担支付义务。中诚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

戴某2提交书面意见称,请求驳回中诚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案涉宏帆广场项目的发包人为宏帆公司,承包人为中诚公司,实际工人为戴某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因中诚公司、宏帆公司未结清工程价款,戴某2于2017年9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中诚公司支付工程款66942104.32元,宏帆公司在欠付中诚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一审审理过程中,中诚公司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裁定受理中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7年11月22日指定重庆学苑律师某某作为中诚公司管理人。戴某2提交的公证书显示,中诚公司管理人已于2017年12月1日开始接管该公司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一、二审法院在中诚公司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继续审理本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实际施工人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系为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而做出的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别规定。本案中,宏帆公司欠付工程款的数额为72135888.28元,其欠付工程款数额大于中诚公司应向戴某2支付的欠付工程款数额66893007.08元。戴某2依据前述规定请求宏帆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其承担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中诚公司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案例二:(2020)最高法民申2906号  明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袁某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二审法院为浙江高院

申请人主张:

明某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明某某公司对案涉工程款依法享有合法债权,一、二审判决未予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明某某公司与崇贤街道办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合法有效,与袁某1之间的转包合同已被两份生效判决认定无效,且袁某1已经申报了全部债权,明某某公司基于其与崇贤街道办签订的合同所取得的债权应得到支持;2.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实际施工人的“优先受偿权”,特别是在明某某公司破产情况下,考虑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袁某1请求崇贤街道办优先支付案涉工程款的权利更应当受到限制。(二)一、二审判决依据“实际施工人权益特别保护”判决崇贤街道办直接对袁某1承担责任且驳回明某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极大损坏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显失公平。(三)一、二审判决激化了实际施工人代位诉讼、突破合同相对性诉讼与破产程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随意扩大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适用后果,不符合立法现实价值取向。(四)一、二审判决与既有生效判决明显冲突,法律适用混乱,与此前已生效(2018)浙0110民初3746号民事判决相冲突,违反既判力原则。且“实际施工人直接获偿工程款”的判决结果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转包情况下工程款支付顺位(能否优先受偿)的类案判决结果背道而驰。另,案涉工程的相关执行及债权申报均明确明某某公司是最终的责任人与一、二审判决驳回明某某公司诉请明显冲突。综上,明某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

二、崇贤街道办能否将案涉工程款支付给袁某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明某某公司依据案涉《施工合同》向崇贤街道办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但袁某1作为实际施工人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崇贤街道办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必然导致明某某公司无法充分主张上述债权。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袁某1并非直接向崇贤街道办主张债权,一、二审法院是在查明崇贤街道办尚欠明某某公司工程款4728894元的基础上,依据上述司法解释判决崇贤街道办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袁某1承担责任。由此,一、二审法院在充分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判决崇贤街道办直接向袁某1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类案三: (2021)苏民再139号   苏州创绿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申请人主张:

创绿公司申请再审称,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赋予实际施工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发包人的直接付款请求权,在实际施工人和发包人之间建立直接的债权关系。本案所涉工程款债权1987842.3元是实际施工人创绿公司对发包人苏州园林局的直接债权,无论承包人大宁公司是否破产,不影响创绿公司向苏州园林局主张工程款债权,这符合该条司法解释的创设目的,实践中已有大量案例予以支持。2.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规定对一审判决进行改判,系法律适用错误。大宁公司若向苏州园林局主张工程欠款,与本案所涉创绿公司与苏州园林局的债权存在重合和冲突,可以在本案执行阶段依法解决,而不是由二审错误改判一审正确判决。综上,请求再审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创绿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即苏州园林局在欠付大宁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向创绿公司支付工程款1987842.3元。

被申请人主张:

1.《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范围存在严格限制,应当严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随意扩大适用范围,只有在欠付劳务分包工程款导致无法支付劳务分包关系中农民工工资时,才可要求发包方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且只有在承包人不进行工程结算或对工程结算不主张权利的,实际施工人不起诉发包人无法保障其权利实现的情形才可适用。本案中,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园区法院)于2016年10月11日向苏州园林局送达(2016)苏0591执775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要求苏州园林局将对大宁公司的到期债务中的400万元支付至该院账户,不得向大宁公司清偿。2017年9月18日,园区法院受理了案外人对大宁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年12月9日大宁公司管理人向苏州园林局发函要求其支付案涉工程款,苏州园林局于12月19日回函确认结欠工程款1987842.3元。现创绿公司已完成债权申报,经管理人审核并由园区法院裁定确认。创绿公司可以通过申报债权保障其合法权益,大宁公司也积极主张工程结算,故本案不应适用《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2.创绿公司起诉苏州园林局时,大宁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苏州园林局对大宁公司的到期债务系大宁公司的破产财产,应由全体债权人参与分配。即使适用《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苏州园林局系在欠付大宁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创绿公司对该款并无优先受偿权,其仅享有普通债权。如支持创绿公司的诉讼请求,将导致大宁公司对苏州园林局的到期债权用于清偿创绿公司对大宁公司的普通债权的后果,违反《破产法》禁止个别清偿的基本原则。综上,请求驳回创绿公司的再审请求。

 

本院认为:

本院再审认为,在人民法院已受理关于转包人的破产申请的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仍可以依据《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请求发包人在欠付范围内支付工程款,理由如下:

第一,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的工程款请求权具有独立性,区别于转包人的请求权。首先,《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基于该条款文义,实际施工人既可以请求转包人支付工程款,也可以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实际施工人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不必同时向转包人提出主张,并非代位行使转包人的请求权。因此,该条规定中的“欠付范围”仅是对发包人承担责任的数额作出限制,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并不以转包人怠于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为前提。其次,《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授权发包人突破合同相对性请求实际施工人承担工程质量责任,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赋予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与实际施工人所负担的工程质量义务相对等。两条款均规定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可以越过转包人向对方直接提出请求,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民法基本原则。

第二,发包人在欠付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并非对转包人债务的个别清偿,不违反债权平等原则。首先,《破产法》第十六条禁止个别清偿,是禁止破产企业对其同顺位债务的差别清偿,而非禁止其他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清偿。依据《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发包人即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负有相应债务,应由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并非转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清偿债务,不构成《破产法》所禁止的个别清偿。其次,实际施工人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了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凝结了实际施工人的劳动成果,而转包人并未实际进行施工,不应享受相应劳动成果,故发包人欠付的工程款并非当然属于转包人的责任财产。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请求支付工程款的,相应工程款不应纳入转包人的破产财产范畴,发包人因此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不应视为使用转包人财产清偿债务。实际施工人自发包人处获得清偿,并未增加其自转包人处受偿的比例,亦不违反债权平等受偿原则。

第三,转包人破产情况下,实际施工人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符合司法解释的规范目的。《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范目的在于为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民工的权益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护,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实际施工人在转包人资信状况恶化、破产、法人主体资格消灭等情况下,将难以主张权利,关系到众多农民工维系生存的“血汗钱”。这种情况下,司法解释赋予实际施工人以诉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扩展保护实际施工人权益的渠道,维护社会稳定。若因转包人破产否定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的工程款请求权,将导致司法解释给予实际施工人特别保护的目的落空,有违规范意旨。

本案中,大宁公司自苏州园林局承建案涉工程后将工程转包,由创绿公司实际施工,该工程已经通过竣工验收。一审法院在创绿公司诉大宁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的(2017)苏0508民初4027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大宁公司欠付创绿公司案涉工程的工程款1987842.3元,而本案原审期间,三方当事人对于苏州园林局结欠该工程的工程款1987842.3元并无异议,苏州园林局结欠工程款数额与大宁公司欠付创绿公司工程款数额相当。虽然实际施工人创绿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园区法院已经受理案外人对转包人大宁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但不影响发包人苏州园林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创绿公司承担责任。园区法院(2016)苏0591执775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的被执行人系大宁公司,且该案执行中苏州园林局并未实际支付该笔工程款,该通知书不影响苏州园林局向实际施工人创绿公司履行债务。大宁公司在原审中提出应当在欠付工程款中扣除创绿公司应付的管理费,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创绿公司就案涉工程约定了管理费,该主张不能成立。因此,创绿公司有权请求苏州园林局向其支付工程款1987842.3元。本案二审判决后,大宁公司另案起诉苏州园林局主张工程款,二审法院作出(2019)苏05民终9499号民事判决系依据本案原判决,不影响本案再审。